杨剑昌 1958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祖籍广东省龙川县,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1980年1月,被招聘到广东省龙川县林业局工作。1981年3月,辞职下海来到深圳,参加深圳特区建设。1993年,任罗湖区消委会副主任科员, 2001 年担任罗湖区消委会主任。2018年12月退休。是深圳市第三 、四、五届人大代表。
他曾荣获“全国十佳受理投诉先进工作者”,中国消费者协会“3·15”金质奖章,第六届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保护消费者杯”最高奖,深圳市“模范人大代表”, 深圳市“道德模范”,罗湖区委、工商局“优秀党员”,2003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人民满意的社会服务工作者” 等国家、省、市、区90多项奖励和荣誉。
杨剑昌,人称“护法英雄”、“布衣青天”。他常说:“人是要有信仰和担当的。有信仰就不会迷失方向,有担当就会自觉地履行职责。”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入党举手宣誓了的, 因此,共产党人就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作为消费者维权干部,在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那怕前面是地雷阵、火焰山,我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020 年,他被《当代人物网》评选为“年度人物”。颁奖词是这样评价他的:“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基层维权工作者,却下连广大老百姓,上牵国家几代领导人,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十大新闻热点人物’,荣获了‘中国保护消费者杯’个人最高奖,并被广大消费者称为‘布衣青天’;他,以人格真实和品格特立,给中国新时代塑造出了一个‘平民英雄’的崇高形象。他坚定信仰、勇于担当、秉持正义、敢于斗争。几十年如一日,风雨兼程,历经磨难,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展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风采,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人生传奇。”
少年苦难淬炼出勇敢坚韧的品格
杨剑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在广东省五华县,他爷爷奶奶是粤北龙川县人,都是贫苦农民,家里很穷,父亲杨德忠 3 岁时,就被爷爷奶奶卖到五华县一户生活还算宽裕的人家。父亲 16 岁读初中时,班主任老师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老师的引导下,很快接受了进步思想,成为一名革命青年。初中毕业后,回到乡下教私塾,抗日战争时期, 那位老师已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团政治部主任,经常派人来与他父亲接触,并秘密吸纳他父亲为“东江纵队”地下交通员。
他的父亲,以私塾教书先生作掩护,利用特殊的家庭背景,隐蔽地、及时地为“东江纵队”提供情报,多次直接与“东江纵队”司令员直接联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生曾经派人邀请他父亲参加地方政权组建工作,成为革命干部。他父亲却认为建设新中国更需要培养人才,执意要当一名人民教师,继续在乡里从事教育工作。
不幸的是,1953 年,他父亲被诬陷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不仅开除了工作,还扣上“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 全家人也受到牵连,陷入困苦之中。
他 1958 年出生时,正值全国“政治气氛”极其浓厚的年代,因他父亲被划入“黑五类”,整个家庭处于一种高压的政治态势之下,抬不起头来。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到来,爷爷、奶奶, 父亲、母母,他排行“老六”,一家 10口人,老的老,小的小,生活非常困难, 常常无米下锅,这也让他年幼时严重缺乏营养,身材瘦小。“三年自然灾害” 结束后,渐渐长大的杨剑昌,眼见日夜辛勤劳作的父母,常跟在后面做些“小活儿”, 5、6 岁便开始放牛,干农活。
1966 年,杨剑昌 8 岁时,才上小学。也就是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 亲杨德忠经常无辜遭到批斗。这让他幼 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从小就多 次听父亲讲述参加“东江纵队”的革命 经历和对敌斗争的故事,父亲的形象在 他脑海里始终都是高大的,现在却成了 “革命的对象”。他虽然知道父亲是清白的,但背负着的 “思想包袱”和精神压力却很大。他常常为父亲遭受到的 不公平待遇而感到困惑、伤心、难过, 却又无能为力。父亲的冤屈,生活上的 困苦,精神上的重负,让他从小就显得 十分顽强坚韧、果敢耿直而富有正义感。
后来,他举家从五华迁回老家龙川, 家庭才过上稳定的日子。父亲也得到平 反昭雪,曾多次当选乡镇人大代表,70多岁时,仍为群众操劳办好事。父亲对他讲:“群众找我办事,说明群众信任我,我为人民讲真话、办实事、办好事是应该的。”他在上学读书期间,经常听父亲讲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动人故事,并常常告诫他:“一定要向英雄学习,多做好事善事,决不能做违纪违法,害国害民的事。”
他从小深受父亲革命传统思想教育和良好家风熏陶,并暗下决心,立志将来一定要为国为民多做好事、实事, 像英雄人物一样为国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杨剑昌的少年时期是在苦难中度过的,种种磨难、坎坷、挫折淬炼出他勇敢坚韧的性格。参加工作后,他一直把小时候的苦难,父亲的言传身教都视为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着自己走向成功的铺垫。
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杨剑昌身上最闪光之处,就是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以满腔热血和激情,坚守初心,赤胆忠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奉献自己的人生!
1980 年 1 月,22 岁的杨剑昌有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他被招入龙川县林业局,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这在上世纪 80 年代,可是一个“金饭碗” 啊!要知道那个年代,在乡村里,就是一个“非农户口都令人羡慕,更不必说在县林业局工作了。
1980 年 8 月,深圳特区成立了。他听说政策开放灵活,找工作不像其他地方那么难,只要你有能耐,到哪都可以找到事做。他认为呆在局机关太清闲,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浪费了,不如到深圳特区去闯荡闯荡。1981 年春,在龙川县林业局工作才一年多的杨剑昌毅然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辞去公职,怀揣梦想,踏上了前往深圳特区的奋斗之路。
当年,深圳特区刚成立的时候,城区破旧,周围尽是荒山野岭,仅有一栋在建的 20 层高楼,“电子大厦”还未竣工。但到处是建筑工地,炮声隆隆、尘土飞扬,一派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景象。这让初到深圳的杨剑昌,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来到深圳特区后,很快在一家医院,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改革开放刚起步,因法制不健全,走私活动盛行,小有电子元器件,大到黄金、文物、汽车等。他对这些不法行为,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决心与这些不法分子作斗争。在这家医院工作期间,他发现医院里有一个奇怪现象,经常在一些角落里放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鹅毛、鸭毛。他心里直犯嘀咕,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鬼,是不是有人在干什么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坏事?从小听父亲讲过许多抗战故事,又深受雷锋、王杰、黄继光等等英雄人物影响,风华正茂,充满英雄气概的他,想探个究竟,用实际行动也来做一回“英雄”。
在他心中,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专门买了辆自行车,翻山越岭对存放过这些“麻袋”的人进行跟踪,寻找其中的秘密。
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狐狸,哪有那么容易就能让人发现他们的罪证。他多次跟踪都无功而返,有一次骑自行车,途经深圳石岩山,竟然因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连人带车从山上滚落到了谷底,当场晕倒。昏迷 1 个多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发现头部左侧被石头撞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和头发已凝固成块状,感觉自己还有些恍恍惚惚。
好在他学过医,知道自己伤势不轻, 必须尽快赶往最近的医院先包扎处理好伤口,再进行住院治疗。经过一个星期医治,他终于脱离了危险,可今头上留下了一块很大的伤疤,成为烙在人生中的一个印记。
在医院治疗期间,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找到更多的,反映走私分子进行走私的真凭实据。他对近一段时间的跟踪情况反复思考分析,察觉到这些走私犯罪分子根本上不在白天“行动”,而是在晚上,“交易”地点最有可能是在深圳湾畔。于是,他决定晚上去“侦察”。有一天,他吃完晚饭,骑着自行车来到深圳湾畔,先将车子放在草丛中,躲进路边的红树林里,耐着性子等着。当等到晚上八、九点钟,海水涨潮的时候, 他惊奇地看到,一辆辆走私车子像“赶集”一样开到这里,把一袋袋装满鹅毛鸭毛的大麻袋卸下,从香港那边乘着涨潮顺水而来的大小走私船只也停在了岸边,进行秘密走私活动。
他发现深圳湾畔这个走私分子的“根据地”后,为了摸清这些走私犯罪的“套路”,每逢假日,就装扮成走私贩子,骑着自行车,到当时深圳市宝安区的西乡、福永、松岗、公明、石岩、光明等地明查暗访,将一个个走私窝点及其走私方式、方法牢记在心。经过半年多业余时间,他掌握了深圳湾一带用鹅毛、鸭毛作掩饰,裹夹着文物、黄金, 藏在麻袋里进行秘密走私的第一手材料。嫉恶如仇的杨剑昌,将掌握的情况如实写成《深圳不法分子用鹅毛鸭毛掩护走私国家文物和黄金》的 2000 余字反映材料,呈送给了相关管理部门。
一石激起千层浪。广东省、深圳市广播、电视很快就播报了“深圳湾一带走私文物、黄金活动猖獗”的新闻,报纸上也刊登了这些内容。广东省、深圳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广东省、深圳市关于统一行动严厉打击走私贩私的决定》,在深圳湾一带及其周边随即采取了打击走私贩私“雷霆”行动。香港的走私船不敢到深圳湾了,走私车辆也销声匿迹了。
不少走私犯罪分子被抓获,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维护了国家利益。而杨剑昌却因为写反映材料的事“走漏了风声”,得罪了不法分子,也影响到单位某些职工和领导的利益丢掉了饭碗。可他丝毫不后悔,并且坚定地说:“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这次省、市因我反映实情能把走私风打下去,我的汗就没白洒,我的血就没白流。”
离开那家医院后,有人劝他再也不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了,又没有奖励(那时候还没有这方面的奖励制度)。他却说:“我就见不得这些事, 下次遇到,我还会向上反映,也不觉得自己在做傻事。”
心想:“过去,革命先烈为了我们今天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抛头颅, 洒热血, 不错牺牲生命, 讲价钱了吗?”
几经辗转,他找到一家装修公司上班,因年轻时干过木工,手艺好,肯出力,又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很快当上了木工队长。公司老总是位知识分子、高级工程师,夫妻俩在深圳,子女都在国外。见杨剑昌脑子活,为人诚恳,为了有个照应,公司老总夫妻俩主动提出要认杨剑昌为干儿子。他征得父母、妻子同意后,就认了公司老总夫妻为干爹干娘。
1986 年,他干爹加盟某国家驻深单位,任“二把手”常务副总,也把他带过去了。他被安排担任仓库管理员,一人管理 13 个仓库, 一年管几千万元国有资产,几千种各类物资。
同年,该单位工程队的一位负责人, 开有材料部门的物资调拨单来仓库提取物资,他发现提取的物资超过计划量 的一半以上,该负责人用货车运走了半 个小时,打算拉到老家汕头去倒卖。他 发现后,速报公司领导,这位公司领导 立马开车和他一起追到沙湾出关处,将 这些货物追回。 84 年至 85 年的两年间,该单位仓库里国有资产亏损 60 多万元。他 86 年到这家单位工作,仅用了 1 年时间,就将仓库发出的物资,到各个工地进行核实,将剩余的物资拉回, 重新办理录入入库清单,填补了单位两 年的物资亏损,略有盈余。
他的业绩得到了公司上级主管部门电子工业部领导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公司总裁主持召开了向好员工杨剑昌学习的大会,亲自提出将他从合同工转为正式工,公司很快给他办理了从龙川县林业局调入国企的手续,还把他妻儿户口迁到了深圳,分配了一套四室两厅的居房。从此,他在深圳有了一个安稳的家。
不久,他从仓库管理员提拔为办公室主要干部,主管统计、建材业务、行政事务。领导的关心和信任,更加激发了他的满腔热情,每天最早上班,最迟下班,份内份外工作都抢着干。领导夸奖他,同事赞扬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原来的公司老总和他干爹(常务副总)退休后,新来的公司领导也十分器重他,准备培养他入党,并作为公司骨干后备人才。
正当大好前程和优厚待遇向他招手的时候,他在公司统计资料中发现当年公司营业额和利润增加幅度较大,上交给国家的税收却减少了,存在偷漏国家税收的严重问题。
他深知税收是国库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发展的命脉,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保障。偷税漏税不仅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且是犯法的。
人是有感情的,英雄并非无情,而是心有大善、大义。自从他发现公司“偷漏国税”后,寝食难安,公司前任老总和常务副总干爹都是他的大恩人, 现任老总对他不薄。他准备直接向公司老总汇报,以期内部纠正错误,杜绝违法行为。心想,只要说明事情的严重性, 相信新来的老总会权衡利弊,采纳他的意见。这样,既不损害国家利益,又让公司走上正道,健康发展。
于是,他走进公司老总的办公室, 把发现公司“偷漏国税”的情况和自己想法向新任老总和盘托出。新老总听完微笑道:“小杨,你也多心了。现在大部分公司都做两本帐,都想着法子走私漏税,这事没大不了的,就到此为止吧!你好好干,我们正在考虑你入党转干的问题呢!”他听后,心中一怔!令他没想到的是,新老总对公司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如此轻描淡写,同时拿他的政治前途来“敲打”他,还不经意间道出了一个大秘密,“大部分公司都做两本帐”进行偷税漏税。他顿感新老总和他志不同, 道不合,不是一路人。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但他坚信自己没有错,仍期待公司高层醒悟过来,依法纳税,并私下里利用自己工作上的便利对深圳一些熟悉的国家驻深单位展开调查,确实发现有类似情况。
1989 年年终,杨剑昌在统计工作中发现公司仍在做两本帐,大量偷漏国税, 毫无“自纠”的迹象。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向税务部门实名举 报了公司偷税漏税情况。他明知这将给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前程会带来极大的风险,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宁愿像千百万为中华民族失去生命的先烈一样“舍生取义”,何况是自己的“小家”、前程?
这一实名举报,在深圳引起了震动, 也走漏了风声,都知道举报人是杨剑昌。许多“做两本帐且大量偷漏国税”的 驻深单位紧张起来,担心上面追查下来, 影响自身利益,对违法行为也难以“交 代”。就在这个时候,个别单位还派来 “说客”,对他说:“这些单位本来就 是国家的,你也在国家驻深单位上班, 你就别多管闲事了。”他听后也没有与 人过多理论,但不为所动。心想:“既 然是国家驻深单位,国家给了工资和费用,更不能‘吃里扒外’,偷税漏税啊!”
不久,公司老总也收到了举报内容, 为逃避责任,设法调离了深圳,新来的一位老总刚上任,就替调走的老总对杨剑昌下毒手进行打击报复,找借口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开除了他的公职。
他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一时感到沮丧,无可奈何。但他一想到自己是在做一件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大事,马上又振着起精神来,继续去调查收集本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偷税漏税证据。
他把在 1989 至 1990 年的两年时间里,暗自对国家驻深企业单位偷漏税调查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向各级主管部门反映,并得到深圳市纪委的大力支持。但仍难以撼动这些“国字号”的央企。
为了给国家挽回损失,让问题尽快能够得到解决。他将实情向中央、国务 院直接作了详细反映,引起了高度重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由国家审计署、财政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深圳,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了长达 11 个月的 查处。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仅通过这次中央核查组查出的国家驻深企业单位偷漏的国家税款就超过 100 亿元,他所在公司也补缴了几百万元税款,许多情节严重的单位,不仅追缴了 偷漏的国家税款,还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分。
令人没想到的是,杨剑昌这样的正义之举,不仅自己丟了“铁饭碗”,而且全家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涉案单位的威胁。他家住职工宿舍 4 楼,7 岁的儿子有个晚上剥花生米吃,不小心让花生壳掉到一楼窗户的玻璃上。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气势汹汹地冲进他家里,用菜刀架在小孩的脖子上并拖着殴打, 吓得小孩脸色都变白了。他看在眼里, 气在心头,为孩子无辜受到伤害惊吓感到心疼。还有一天傍晚,他去办公室打电话,也遭到了报复性殴打,他十分愤怒,发誓要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更过分的是,新任老总先后安排两 个员工住进杨剑昌的家,一人一房一厅, 将他一家四口逼进两个小房间,弄得他 许多家什只好堆在过道里和阳台上,并 勒令他全家必须尽快搬出去。
原单位的步步紧逼,工作、生活、家庭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他终于顶不住,病倒了。他的胆囊息肉严重发炎, 疼痛难忍,住进了医院,经医生开刀做手术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深圳支社社长的黄扬略,听闻杨剑昌因举报公司偷漏税遭受打击报复的感人故事后,到他公司对真实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以个人身份探望了因“举报”导致生病住院的杨剑昌,并将详细事实经过写了一篇“内参”,引起了中央和省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深圳市委、市纪委旗帜鲜明地支持杨剑昌,深圳市纪委书记亲自出面到他公司制止打击报复行为,补发了工资。他为国家利益敢于碰硬的精神,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他的事迹也很快传遍深圳的大街小巷, 国家和深圳市领导也亲自探望和慰问。1992 年 8 月,时任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在看了黄扬略记者写的《内参》后,作出重要批示:“有功人员杨剑昌要保护、妥善安排其工作。”
他得知中央老领导王丙乾关心他, 并为他解决工作问题作出批示的时候, 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人们也对中央老领导王丙乾关心平民英雄杨剑昌的事深感敬佩!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也及时作出批示,市纪委和市人大办公厅的有关领导亲自为他解决了住房、安排了工作。
1993 年,杨剑昌正式到深圳市工商局罗湖分局上班,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的舞台。第二年, 就委以重任,派驻罗湖区消委会,挑起负责处理消费者投诉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担。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罗湖区,是深圳特区中的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这里拥有深圳最先发展起来,最繁华的商业老区,香港商人来这里做生意的特别多,许多国货和进口货都在这里集中交易,各种商业活动都在这里展开,加上当时市场管理法制不健全,消费纠纷案件层出不穷。杨剑昌一心扑在工作上,以强烈的责任心履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无论牵涉到谁,大事一追到底;只要是百姓维权的事,就是再小,也要认真履责。对每一个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他都十分认真,没日没夜地去调查处理。
“坚持原则,敢于碰硬。”是他的一惯行事风格。他曾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你越有后台我越要斗、越要干。你违法了,侵权了,我不管你什么后台不后台,天王老子也一样。”
1995 年 5 月,群众向他举报罗湖大江南大厦 14 楼,有制假窝点,专门生产假药和假保健品,品名为“生命力一号”口服液。他暗访调查确认群众举报情况属实。令他没想到的是,造假者竟然是他的顶头上司,深圳市工商局龚某局长的儿子,还办有营业执照。他更加气愤,如果领导干部,而且是主管行政部门工商局主要领导的子女都这样明目张胆地制造假药,谋财害命, 坑害百姓,那国家岂不要乱套?! 他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曝光后, 毫不犹豫地直接会同公安部门一举端掉了这个制造假药的黑窝点。
“于细微处见精神”。对待普通的老百姓,他却甘当“孺子牛”。有一次,记者问他:“老杨,您办理了许多大案要案,但我想知道您在百姓维权过程中,觉得最小的一件事儿, 有多小?”他告诉记者:“最小的有 6 块钱,一位女教师买了一个发夹,刚用就断了。她第二天就来找我,说这么假的东西拿来卖。后来,我就带她去了商场,那个服务员就说货卖出去不退换。我就叫她先回去,她回去后,我又找过这个商家 6 次,加起来 7 次。前 7 次没找到领导,没找到商家的经理,我再去, 找到了那个经理,我一说,那个经理很感动,觉得良心也过不去,马上说赔给这位老师 6 个好的发夹。这样,问题才得到了妥善解决。”
记者又问他:“您在乎的肯定不是这仅仅 6 块钱的概念,那您在乎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在乎的,是在履行职责,体现工作的意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论大小事都要合法化。再者,一个老师能为 6 块钱,亲自跑来投诉,为的是要我们帮她讨回一个公道、说法。我也是为老百姓消费者维权,坚持求真务实,以民为本。”
是啊!“百姓消费维权无小事,要求真务实,以民为本。”记者被他那种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而体现出 来的执着精神和认真态度深深感动, 对他的事迹进行了长篇报道。
消费者维权,是一项复杂、细致、艰巨,且常得罪人的工作。难免触及商家的利益,一些不法商人为个人利益,想他行个“方便”, 送钱送物给他,他严词拒绝,并进行批评教育,劝这些人要做合法商人,大多数商人在他的感召下,合法经商,甚至成为能够交心的好朋友。也有极少数自私自利的商人,对他的大公无私,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当面谩骂。他正气凛然,为百姓的切身利益,从不在困难面前退缩,始终为消费者利益着想,为消费者办事,受到消费者好评。许多受害人见他“帮了大忙”,为了表达心意到他家送礼,他都做工作让受害人拿走,有时,实在不好意思推脱,过后都要设法送还给人家。
因他刚正不阿,得罪了不少人的缘 故,连某些领导竟然也给他“穿小鞋”。1997 年 6 月,杨剑昌报考国家公务员,成绩是全市的前 10 名,满分 200 分的试卷,他考了 179 分,考取的数百人中,除了他以外,其余的报考者都在当年 9 月份转正了。唯独将他卡在工商部门不给办理转正手续,还无理要求他交 3 万元定金后,安排到市场公司做合同工, 主管人事的领导到他办公室传达了市工商局和罗湖分局开会的决定。恰好《广州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的庄站长也在他办公室,听到了这一令人费解的消息。身为共产党员的庄记者起身就走, 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好新闻啊!”第二天,《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刊发《杨青天快要下岗》一文。此时,全省正在广州召开地市工商局长会议,许副省长看到当天头版头条的报纸,当场震怒。第三天未经市工商局申报,市人事局陈局长, 及时将杨剑昌转为正式公务员。有人调侃地问他对这事有何感触?他不加思索地回答:“人生在世没多少光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只要多为民、为百姓、为社会做实事,我就感到幸福、自豪、快乐!他们虽不肯上报,但问题还是解决了,我不会计较。”
几年消费维权的坎坷经历,他积累了丰富的同违法行为作斗争的经验,为后来能够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勇挑重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各级部门及领导的充分肯定,获得了应有的荣誉。1992 年, 他获得国家税务部门 2.8 万元奖励。当年,华东地区发生罕见水灾,他将 2.8 万元奖励全部捐赠灾区人民。1993 年, 获深圳市政协“献良政”二等奖。1995 年,获深圳市长专线一等奖。1996 年, 荣获中消协第一届“全国受理消费者投诉十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给他颁奖并合影留念。他十分珍惜自己努力得来的荣誉,但他从不自满,而是把这些荣誉当着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 去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承担更多的责任。(刘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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